两年来郑州全市法院登记立案44.1万件

在规范论者眼中，规范意义上的规则成为法的独占性内涵，秩序一语仅具有象征性意义，毋宁是用来说明一个具体处境是否符合抽象规范的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借助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我们可能获得全新的信息、知识，极大拓展法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范围与领域，甚至可能改写我们对法律实践的认识，乃至挑战权威的法律理论，从而形成新的理论突破。03 缘何兴起：创新的冲动 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兴起，既有学者基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反思之后的理论自觉，也有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参与冲动之考虑。

但在学界，更为关注冤案，却拿不到冤案的有关官方统计数据。第六，构建全国性的法律实证研究平台。当然，其他学者对新世纪晚近开始兴起的基于数据的法律实证研究似乎也未充分关注，即或偶有涉及，也视为社科法学的一个侧面。不过，虽然数据应用的方式、程度各异甚至大异，但整体上均以数据的收集、分析为主要或重要内容，这是普遍的现象，也是中国当下乃至于世界实证法律研究的共同特征。三是时常存在系统性偏差。

何挺提出司法实证研究数据运用的基本原则：寻找最佳数据、量力而行、组合运用数据、不迷信数据等，不一而足。大数据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在当代中国，法律担负着变革社会的重任，但是过度的外在性会导致法律失败或严重的法律变形，也可能撕裂社会。

换言之，在干部和群众普遍没有和谐团结意识的地方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移植、复制枫桥模式。当前法治建设需要进行回应的重大问题首先是社会的基础性结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着眼于探究社会获得秩序的源泉以及生产秩序的机制是什么。一方面是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正感的回应。

2. 本土资源的政治整合、文化引导和法律规制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有能够产生非正式约束、生产出微观秩序的力量和因素，也就是本土资源，都可能成为国家计划和法治实施的阻碍。因此，认识和把握法治实施的资源，离不开对社会是如何构成的考察。

但是基层社会本身具有生产秩序的需求、创造力和机制。人民公社制度废止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急剧减弱，传统文化有了复苏的政治空间。然而，被需要与适合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基层社会中会发现政治、文化、组织可能相对独立存在，并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秩序的形成。

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强调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所谓本土资源，就是那些能够促成秩序生长、维系的社会构成和因素。此时审思本土资源论，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对于推进对法治的社会基础的认识和研究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说到底，对于推行法治并致力于建构法律体系变革社会的国家来讲，法律体系是否具有对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势的适应性，是法律能否发挥变革和建构作用的关键。

改革过程就是国家通过改变规定重复性行为方式的规则、让官员以新方式从事——即改变法律秩序，来促进社会发展。2. 通过试错和修正机制提升法律的适应性 法律的实效受制于众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构成法律的具体制度、规则及其实施方式是否具备必要的社会适应性。

如何处理法律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有助于法律制度运行以及社会秩序形成的非正式规范的产生，本身就是法治建设应当包含的内容。其一，政治方面，基层社会有其自身的传统，来自于历史、国家和地方特点等所共同塑造的意识形态、权威形式等依然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利益受损的群体。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城乡、东中西部、公共资源、产业构成等诸多领域和层面。政治、文化和组织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构成对微观社会的非正式约束，是非正式制度产生的基本载体，每一种或者混合形态都能够产生出某种秩序。组织本身就是对成员的约束，它能生成和维护规则。这些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有的地方能够通过对民俗的再造和利用，有效地推进殡葬法制。

缺乏非正式制度也经常意味着法治的施行、法律的实施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法律因此而孤立无援。这些作品的写作时代背景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是正在建立却尚未完全建立市场经济的时期，也是法治正在发展而尚未全面推进的时期。

二是法律秩序与其他规范性秩序间的关系问题。又如，枫桥经验最初产生于农村，现在则成为了城镇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改革和制度建立是一个自我诊断的过程，围绕着如何解放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断发现问题，以此来确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改革的具体措施。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雄心勃勃地建立旨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规划、政策、法律，却在实施中遭遇了各种挫败。

然而，任何变革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基础，变革路径无法超脱其存在的社会。有些领域，以大禹治水的策略因势利导地引导文化事项，反而可能产生出新的、有利于法治实施的社会基础。这种视角并不否认国家的作用，但同时强调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和约束。也因此，法律移植事实上不会是一种成功的法律发展方式，因为各个社会总是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状况和精神，法律应在本土社会中被发现。

执法过程本身是法律进入社会的过程，执法彰显何种价值和观念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国家、法律的认知与态度。法律就像剪刀，而社会就像一块布，手握法律的人可以把社会剪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在一些地区，由传统文化提供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对于乡村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起到重要的作用。法治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国家无法有效地改变、整合社会势力或进行自我调整，就可能导致各种挫败产生。

关于这一问题，苏力的研究思辨地表达了对中国变法模式的警惕，即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实现变革社会、建立新秩序的目标。苏力提出的问题指向了中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法治及怎样实行法治，根本上是中国法治的道路问题。

换言之，虽然能够建立一套形式完备的法治和法律体系，但是未必能真正地影响、改变社会，甚至导致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意外后果。国企改革、乡村城市化导致了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失去原有的生计，在社会法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的时期，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民众不仅依靠自身从事非正式生计渡过难关，还得益于来自家庭、朋友等社会关系的帮助。这同时对法律人提出了要求：对法治的认识和把握不能局限于它的形式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法律及其实践的实质性知识。诚然，法治是一种新秩序，其建立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成员原有的社会行为模式，法律被用来改变某些既有规范。

这其中的睿智在于清醒地看到了法治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或条件。中国的立法急剧增长，但是新建立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契合基层社会的需求，尤其是日常秩序的维系和生活纠纷的解决。

加强法治的社会基础，关键在于增强法治及法律实施机制的回应性、通过试错和修正机制提升法律的适应性以及建设支持法治的微观机制。如2003年非典引发的公共卫生领域法律完善，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引起的乳制品领域法制完善等。

二是无论是基于发现、整合或建构，社会中需要有足够的非正式制度等本土资源，能够促成社会局部和微观领域秩序的形成，以支持法治的推进和法律的实施，或者弥补法律体系本身的不足和缝隙。微观领域会形成形态各异的规范性秩序。